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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民间风格水印木刻
陈琦 .w.p.w . 2021/11/20

编者按:

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对水印木刻创作的艺术形式探索并没有停止。延安时期木刻为了适应平民大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发挥木刻版画的政治宣传功能,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把文艺更有效地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并落实周恩来为发展新的民族艺术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三者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7木刻家们自觉开始进行木刻民族化的探索,不仅在黑白木刻造型语言上进行改进,同时吸收了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样式,组织开展了新年画创作活动......

封面作品:《开展民兵爆炸运动》套色木刻,24×17cm,1940年

 

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对水印木刻创作的艺术形式探索并没有停止。1936年到1940年间,曾活动于上海的左翼木刻家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张望、力群等相继来到延安,同时也带来了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这批木刻家以鲁艺美术系为活动阵地,将新兴木刻的创作经验传播给了青年学员,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木刻家。他们深入农村、部队,和农民、战士交朋友,与他们生活、工作在一起,从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去感受他们的思想与情感,创作出许多充满浓郁生活气息与战斗场景的木刻作品,将发轫于上海的新兴木刻艺术拓展到了一个广阔的艺术表现境地。

 

延安时期木刻为了适应平民大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发挥木刻版画的政治宣传功能,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把文艺更有效地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并落实周恩来为发展新的民族艺术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三者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7木刻家们自觉开始进行木刻民族化的探索,不仅在黑白木刻造型语言上进行改进,同时吸收了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样式,组织开展了新年画创作活动。

 

1938年,罗工柳、彦涵、华山和胡一川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他们渡过黄河,翻过山西绵山深入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木刻宣传工作。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举办流动展览会。在举办展览过程中,他们发现许多农民群众并不喜欢黑白木刻,表示看不懂,这使他们意识到群众喜欢看有头有尾的木刻连环画和套色木刻,于是他们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新兴木刻必须实行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要求,并开始探索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木版年画创作。

 


彦涵,《保卫家乡》,(门画),水印木刻,36.2cm× 30.8cm,1940 年

 

最早尝试用木刻来创作新年画的是沃渣和江丰,他俩于1939年初创作了《五谷丰登》和《保卫家乡》两幅年画,用彩色油墨各印了40份,春节时分发给农家张贴。后来随着新年画创作的深入开展,鲁艺美术部美术研究室专门成立了年画研究小组,负责市场调研,了解群众喜好。研究组还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新的年画利用神像格式问题》和《新年画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两篇关于新年画创作研究的文章,以纠正新年画创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古元、夏风等木刻家还根据西北地区春节贴窗花的形式,用剪纸窗花艺术语言刻制了一批反映生产、识字、民兵、劳军等题材的木刻。那时新年画大多用油墨水印的方式印刷,即先用油墨印出墨线主板,再用水性颜料手工填色,效率不高且数量受到限制,发行不广。

 

胡一川回忆道:“工作团于1940年1月8日要离开报社时,已经接近旧历年关,根据工作需要,党指示我们搞新年画。工作团的同志以前只在长治县仓促中参观过一家民间不甚完备的木版套色水印年画作坊。可是大家对于这个决定都非常拥护,这是开展新木刻运动,使木刻深入到群众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存在困难,但有信心克服”8。为了克服印刷技术问题,他们请来民间印刷技师,自行解决工具、材料和颜料等诸多问题,到了农历年关,印制出来一万多张水印木版年画,全部售罄。这是中国现代创作木刻发展历程上,木刻家最早使用传统雕版水印木刻技术来创作富于民族特色的美术作品。

 

有了创作新年画的技术经验,在短短的几年间,胡一川、彦涵、罗工柳等人创作了一大批主题性水印套色木刻作品。如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炸运动》和套用民间年画门神创作的《军民合作,团结胜利》,胡一川的《军民合作》《十大任务》,罗工柳的《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力群的《丰衣足食图》,张仃的《喜气临门》等。这些木刻作品,大量借鉴了当地民间年画的样式,包括线条造型与色彩平涂结合运用,空间的“留白”处理以及文字在画面出现等,使得画面更加明快大方、直观单纯。延安时期的水印木刻作品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作品本身服务社会的意识与宣传,同时也在于对新兴木刻严重欧化艺术倾向的民族化改造。

 


彦涵,《抗战胜利,军民合作》,木版年画,36.5cm×27cm,35.5cm×25.5cm,1944年

 


《土地改革》二幅,木版年画

 

早期新兴木刻在造型语言上有比较明显的欧化倾向,西方黑白木刻语言的“阴阳脸”刻法在当时北方乡村并不容易为民众所接受,所以木刻家们在人物形象塑造的黑白构成上进行了成功改造,将严谨的人物造型与阳刻线条相结合,创造出了造型严谨且具有中国审美意趣的新形式。古元先生的木刻作品就是采用了中西结合而又保持准确造型基础的方法,成为探索木刻民族化富有成效的范例,如他1943年创作的《减租会》,构图紧凑严密,将地主和贫农戏剧性的冲突场面以及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出来。画面在黑白关系处理上不拘泥于明暗表现而根据实际构成需要。人物、场景、道具主要用阳线刻出,仅用两个人物的黑色上衣以及桌子下面的阴影便巧妙平衡了整个画面的黑白关系。再如王式廓创作于1947年的《改造二流子》,作品着重描写众人劝诫二流子的场景,画面运用单线平涂、填空阴影的绘画语言,其中既有西方写实绘画的透视与构图,又有中国北方民间年画人物造型清晰简洁、色彩明朗的特点,是延安木刻民族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王式廓,《改造二流子》, 水印木刻,16.4cm×25.6cm,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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