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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民族化的文艺思潮
陈琦 .w.p.w . 2021/11/20

编者按:

将艺术完全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在艺术史上的事例并不罕见,只是不可能长久。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后,作为匕首投枪的新兴木刻便自然开始转型。“由功利型转向审美型,由悲愤情境转向欢乐精神,由社会批判转为讴歌赞颂。”木刻不再是战斗的武器,尽管仍需发挥认知与教育功能,但艺术审美与文化创新开始成为 版画界甚至美术界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封面作品:《玉带桥》,34×44cm ,古元,1962

 

1956年的双百方针与“油画民族化”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重要文化导向和美术思潮,这个思潮也对版画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新兴木刻深受欧洲版画影响,无论绘画语言或表现方法都有严重的欧化倾向,这显然不符合新时代的文艺标准与日益增长的民族性文化自觉,于是许多版画家开始回过头来向传统学习,并将传统水印版画与西方套色技法相结合,开创了独具文化意蕴的中国现代水印版画新样式。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在大力倡导木刻青年以刀为匕首的同时也给出了另一项重要的课题,“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而艺术,除去技术与表现语言外都是有其自身文化立场的。1941年李桦在《试论木刻的民族形式》一文中已对版画的民族化做了一番深刻而丰富的表述:“所谓民族形式,并非复古,也并非降低艺术价值以迎合大众。所谓民族形式是在艺术中强调他的民族性,既要保存而且发扬他的历史、风俗、习惯所养成的传统,更要把握现实,使成为一种最适宜于该民族某一时期的艺术形式。”“我们先要确实地把握到中国的民族创造一种最适合表现这种精神的形式。因为代表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以能为中国大众了解,我拥护也因为它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以才能成为国际的,也就是为世界所欢迎的艺术。”李桦先生的这个思想在他1953年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学的时候便开始落地生根,以设立水印木刻课程教学的形式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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