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 《熹平石经》 残片， 东汉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 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 “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 10 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 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 10 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 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 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 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 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 风致，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 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 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 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 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 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 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 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 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 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 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 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 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印章与拓片

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已学会运用印章转印在土或布上的印前复制技术，最典型的例子是印章、封泥和陶文。这些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后来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

中国用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印章从某种意义上比直接签字更具重要意义，甚至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如帝王的玉玺、衙门的官印等。在使用简牍为书写材料时期，重要的公文或私人信函写成后要将简牍叠起，外面复裹空白简封面，写上姓名、官职、地点等，再用绳札系，在札系结处放置黏性泥土，然后将印章盖在泥上，泥土干固后始为标记，称为封泥。有了纸或纸通行之后，封泥逐渐演变为“封纸”，就是在写成的文书接缝处盖印，以防伪制，或在装有文件的纸袋密封处盖印。

图1 封泥印，汉代

战国时期有种“肖形印”，即印章的内容由文字转为图案。《尊古斋印存》辑录有两枚西周印谱，一圆一方，皆为凤鸟形，可见其起源之早。黄宾虹先生在《龙凤印谈》一文中说：“今所见汉印，往往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刻录私印上下四方，雕镂工致。”张应文在《清秘藏》中提到汉印有“禽鸟、龙虎、双螭、芝草”等图形。这类印章具有浓厚的图案味道，对刀刻技艺的要求也更高，王伯敏先生将其喻为中国最古老的“版画小品”。

《肖形印》 龙  战国 12X12mm 

肖形印，也称“象形印”“图案印”，是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印面刻有人物、动物、车骑、建筑物及四灵图形。取材多样，有龙、凤、虎、犬、马、鱼、鸟等，以古朴取胜。肖形印多白文，有的纯图画，有的加有文字，汉印中多有于姓名四周附以龙虎，或“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印流行于战国及汉晋时期，其功能主要在于取吉祈祥，兼有作为印模和征信的意义。

在印章被广泛运用的同时，另一种图像复制技术也被广泛使用，那就是“拓印”。“拓”是指在石、金属、骨或其他硬质材料所刻图文的表面敷设纸张，加以捶拓，使刻有纹处纸张陷入，再施以墨拓印而得黑底白文或图像的方法。这种技术虽然古老，却非常实用，它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将原拓物的图像忠实地复制出来。因此这种拓印技术直到现在还被广泛运用。在现代版画创作中拓印技法也常常被艺术家使用。

中国很早就开始以刻石为铭纪念事功或永垂久远的做法，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期秦国的石刻铭文是将文字刻在10个鼓形石墩上，每鼓刻诗一首，称石鼓文。至汉以来，石刻铭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刻石由鼓形转向长方形，这种形状易于刻字，也便于人们阅读，成为石碑。其次是碑文不再局限于纪念帝王重要战功事件或事迹，开始出现儒家经典著作。东汉时期，人们用纸抄写儒家经典，但因底本不同或笔误，文字时有不同谬误。为使儒家经典有统一规范的文本，175年蔡邕上疏朝廷建议将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刻成石碑，供学者阅读，此建议被朝廷采纳。佛教于东汉在我国开始兴起，佛教的信徒也开始选择用石碑刻经。由于这些石经皆系一流学者校定，而成为读书人习经的范本。但是京城之外的后学儒生亲至太学手抄经文毕竟费时费力，路途遥远无法来京城太学观瞻的也只能望洋兴叹。因此汉末以降，便有人乘石经看管不严或无人看守时，用纸将经文拓印，或留自用，或以商品销售，使这些经文典籍广为流传。

此后，拓印技术逐渐完善。唐代负责拓碑的工匠称为拓书手，他们和技艺高超的抄书、染潢、制笔匠师同列，在国子监和秘书监等部门供职。宋代以后，拓印的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不仅施于铜器铭文，对于陶瓷、骨器及其他器物的铭文也进行拓印而成为一种专门制作器物复本的精致艺术形式，“它巧妙而忠实地再现了镌刻在各种材料制成的器物上的精细图文，获得的效果甚至超过了摄影”。从技术层面上看，碑石拓印的原理已和雕版印刷术极为相似，只是雕刻的材料与印刷复制的方式不同而已，但这无疑是一条通向雕版印刷术的途径。

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图像复制技术不仅运用在纸张上，还运用在纺织品印花上。1983年在广州出土的越王墓文物中，有两件铜质印花凸版和一些印有图案的丝织品，其中一件丝织物的印花图案和印版凸纹相吻合。吴淑生、田自秉所著《中国染织史》在谈到古代纺织印花时说：“凸版印花技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发展，到西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6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几件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其中一件用朱砂、铅白、绢云母和炭黑作颜料，画面上藤蔓底纹清晰，线条流畅，是凸版印花和彩绘技术相结合的产品，充分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工匠已掌握了多色凸版套印技术。

狩猎纹样  唐（公元618-907年）绢印残片 新疆发现，42X29cm

在采用雕刻凸版印花时，还有一种被称为“型版”之一的雕刻漏版技术在运用。漏印是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使用的一种古老的印花方法。漏印所使用的版通常是在不同的版材上按设计的图案将其雕刻成透空的漏版，印刷时将漏版置于承印物之上，用刮板或笔刷施色刮印。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中，还有漏印在织物上的“泥金银印花”和“印花敷彩”的彩色图案，这些织物质地精美，漏印的色质细腻醇厚。潘吉星先生说：“如果将纺织印染的印花技术用于印染纸，这就导致雕版印刷，这类印刷品有壁纸等，区别只是材料与用途。”“型版”印花织物，材料为纺织品与染料，目的是供作装饰，增加织物的美感。雕版印刷用纸与墨，目的是生产读物阅读，宣传思想与文化。如果借用印花技术手法制成凸面印版或镂空印版，将花纹图案改成别的图画，比如佛像，用这种技术印在纸上，便成为雕版印刷宗教画作品了，只要有纸，就能很容易实现这种转变。实际上在敦煌石室中就出土有唐代凸版及镂空版纸印的佛像，而在新疆吐鲁番也出土有类似印刷品。7我国著名版画家李平凡先生认为：“这类发现，证明了我国在制纸术尚未发明或普及之前，民间艺人已开始在纺织品上应用工艺版画技法。这类工艺版画的应用，可以说是我国始创的水印版画最初样式。”

纸与墨

中国是纸的发明国，纸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至今尚没有任何科技发明可与之相比。虽然现代社会具有多种类型的传播媒介，但它们都不能替代纸和印刷所具有的基本性和永久性的功能。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的价格低廉和质地轻便，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运用领域十分宽广，书籍、包装、纸衣、纸被、纸扇、剪纸、纸伞等不胜枚举。根据考古发掘证明，纸张在汉代就产生了，尤其是经过蔡伦对造纸工艺的改进，东汉末年 纸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东晋时期已能够大规模生产了。

纸在发明和改进后便逐渐替代了竹帛用以书写。经过了一段时期纸、墨、笔、砚的 结合使用，书写和绘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现存最早的纸卷书籍，大多 成于3世纪，其中多为“六合纸”，三国时期魏甘露元年（256）的《臂喻经》是最早的 手抄本之一。“六合纸”是大麻、楮皮、破布和鱼网等材料的纤维混合制作的，宋代画 家米芾曾述及“六合纸”始自晋而传之宋。

纸为发明印刷技术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载体。若想在硬木刻制的印版上印刷出清晰 的图文，必须使用具有一定平滑度、吸水力的柔性承印物，最理想的材料便是纸。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并不是制作和使用印章最早的国家。苏美尔人可能在公元前3500年就制 作了圆筒印章，他们把文字刻在圆柱上，将圆柱在湿黏土上滚动，将圆柱上的文字转印到泥板上。古印度，在公元前2600年出现哈拉巴铭文印章，也是在湿黏土上反复压印。 但为什么较晚制作与使用印章的中国最先发明了印刷术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 最先发明并使用了纸张。如果没有纸的发明，也许我们的祖先也只能像苏美尔人一样仅 限于将印章文字压印在泥板上。确地说，纸莎草和羊皮纸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 而是动物皮革与植物纤维的加工品。“纸是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所提纯与分散， 其浆液在多孔模具帘上滤水并形成湿纤维层，干燥后交结成的薄片状材料”。

古代版画的印纸，唐及五代以麻纸为多，其中有白麻纸和黄麻纸，也有少量皮纸 和竹纸。麻纸表面相对平滑受墨，柔韧结实。唐代由麻、楮皮和桑皮所制作的麻纸“制 作精良，厚度均匀，表面上无细空或斑纹，上胶合度。”现存最早有准确纪年的唐代 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所用的纸张就是麻纸，其表面平整光滑，纤维交织紧密结 实，呈淡肤色，古意盎然，极具美感。

自宋以来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与广泛的运用，促进了造纸技术的发展，竹和禾木植物纤维所造的纸开始大量用于书籍印刷。在开封、成都、宣城、杭州和建阳等地，官刻、私刻、坊刻兴起，刻印书籍众多，这些地方逐渐形成造纸和雕印中心。

宋元时期，一般普通读物印刷所用的多为竹纸，比较讲究的书籍还是多用皮纸。这些用楮皮为主要原料制作出来的皮纸洁白无瑕，表面平滑易于受墨，纤维束较少，纤维交织均匀，帘纹细密，具有天然的质地美感，除此之外，皮纸和麻纸一样抗蛀而长寿。因此“宋元刻本中精品不但字体美，用纸亦必佳”11。其中品质最好的是江西永丰出产的以竹制作的“棉纸”，洁白而坚韧，其次是浙江常山所产的“柬纸”，厚重而柔软，再次为福建顺昌所产的“书纸”。

宋以后，由于造纸技术的飞跃发展，纸张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造纸成本大大降低，因此用于书籍或版画印刷的纸多为轻薄、柔软、精细的质地，重要造纸原料为竹和楮皮，有时混以稻草的禾秆或其他植物纤维，这些纸薄而柔韧，表面平滑洁白，纤维束较少，帘纹清晰美观，受墨度好。如宋版书用纸“笺古色而极薄，不蛀”且有明显的帘纹。这是因为古代书籍每板纸都是单面印刷，再折成对页，装订成册，如果纸张较厚，书籍就会很厚，增大体积，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明清两代造纸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进入传统造纸技术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在造纸原料、技术、设备和加工工艺等方面均集历史之大成，纸的产量、质量、产地和使用领域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此时以江西楮皮所造“宣德纸”，安徽皖南泾县以青檀皮所造“泾县纸”最为著名，超过了历史上有名的“澄心堂纸”及“金粟笺”等名纸。这样的纸质地柔软，富有吸水力，表面光滑、坚实而富有弹性，特别适合印刷和书画。此外用于版画特别是彩色版画印制的纸张十分讲究其受墨和渗化性能，如明代《箩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等就是用明代黄锦纸印制而成的，至今还纸白透着墨香。

墨是用煤烟和胶混合后压模成形的颜料，是书写和印刷的重要媒材。在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就已经用天然的石墨绘画装饰了。据考古发现，在公元前14世纪到4世纪的骨器、石器、陶器、竹器、木器以及帛纸等文物上有墨的成分，这是中国最早的用墨例证。

《天公开物》松烟制墨法 摘自张树栋等著《中华印刷通史》

墨的生产和运用比纸更早，战国简牍已经开始用墨来进行书写了，《庄子》说：“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辑而立，舐笔和墨。”这是最早的关于“墨”的文献记载。据史载，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墨，有石墨、油烟墨、松烟墨之分。其中，煤烟来自燃烧的油料或木材碳晶体，用油料制成的墨为油烟墨，油烟墨的光泽感较强；以松木烧制的为松烟墨；石墨即石油燃烧所制之墨。油烟制墨的方法，是将易燃的烛心，放在装满了油的锅里燃烧，锅上盖好铁盖或呈漏斗形的铁罩，等到铁盖或漏斗上布满烟炱，即可刮下来，集中到臼里，加入树胶，混合搅拌，使其成稠糊状，再将成稠糊状的墨团，用手捏制成一定的形状，或放到模具里，模压制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墨锭。松烟墨则是通过燃烧松木来获取松烟粉末，然后与丁香、麝香、干漆和胶加工制成。郑众曾说“丸子之墨出于松烟”，曹子建诗云“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都是说松烟出处的。中国的墨一般均制成固体，在使用前蘸水在砚台内研磨化成墨汁使用。如在墨汁中加入不同量的水，可以得到多个不同深浅层次的黑色和灰色，上品的墨绘制出来的画面，层次丰富而清晰，墨由浓到淡极富变化，称“墨分五色”。又有人将黑、白、干、湿、浓、淡称为“六彩”。“在中国文人画中，根据老子以朴素单纯为美的哲学观念，墨分五色或墨分六彩就完全可以取代丹青了。”它的优点是墨色历久不褪，光泽黝黑，一些古代书画作品及文献直到今天还是墨色如新，光彩怡然。

在中国文化中，墨占有突出的地位，墨不但是书写的材料，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品。由于墨主要为文人所用，因此文人的情趣也就自然影响了制墨的工艺，出现了与雕刻工艺相似的墨模和记述描绘制墨工艺的墨谱。在中国文人的理念中，墨是文人情结的体现，以墨言志，以墨抒情，墨诠释着文人气息和高雅的情怀。中国墨在长期的变化和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墨文化。宋宣和年间有“黄金易得，李墨不可求”的传言，说明墨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明万历年间制墨大家程大约曾自诩：“我墨百年，可化黄金。”董其昌说：“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

印刷的墨不同于书画用墨，据钱存训先生说：“印书所用之墨，是用在烧制松烟之时自烟蓬最起始一二节刮下的粗烟，混入胶料和酒，存储于缸中备用，印刷用墨汁必须存藏三四年，使其屡度伏暑，臭味消除之后，方能使用。印刷用墨存储愈久，印书效果愈好。”在历代制墨配方中，均在制墨过程中加入麝香，使墨具有香气以增加书籍或书画作品的文化审美气息。所以有人说宋版书一嗅即有香气扑鼻，这香气是从墨上来的。其他水溶性印刷颜料有植物性和矿物性两种，多为常见的国画颜料如朱砂、藤黄、黄丹等加入动物胶或白芨胶等配制而成，色彩或透明艳丽，或沉稳凝重。水溶性印刷颜料在印刷时，以水调和，能分解出不同的深浅层次和鲜灰度，因此，一个色块能印刷出漂亮的渐变过渡变化效果。

雕版印刷的产生

魏晋以后，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印章技术出现了趋向雕版印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道教徒制作的尺幅较大的木印符咒，另一个是佛教徒制作的刻有佛像的木印图画。晋代著名道家葛洪（284—368）在其所著《抱朴子》内卷中曰：“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者。莫不入上。……入山而无水，必有患害。……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佳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这种木印护身符的尺寸和现代人用的信笺大小相似，可算是我国最初的雕版印刷品了。

几乎同一个时期，佛教徒为扩散教义，常将小型佛像刻成木制印章，用墨印在经文卷首或经文上方，以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卡特（T.F.Carter）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记载：“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木刻之间的过渡型态。在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各地，曾发现好几千这样的小佛像。有时见于写本每行的行首，有时整个手卷都印满佛像，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幅手卷，全长17英寸，印有佛像468个。”很显然，这个手卷上的佛像是用手工捺印上去的。这种捺印的手法意义在于，用同一印版进行捺印，不仅可以得到文字的副本，还可以得到比较复杂的图像复制品。

千佛名经 唐（公元618-907年）敦煌发现，39.5X40cm

钱存训先生认为：“印刷术是以反体文字或图画制成版面，然后着墨（或其他色料）就纸（或其他表面），加以压力以取得正文的一种方法。”在这里钱存训先生强调了以“反体”获得“正体”是印刷术发明的一个基本原理。并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雕版或活字，或是西方凸版、凹版或平版，基本上都是应用这个原理而产生的不同方法”，“中国人发明印刷术的一种巧妙构思，应该是一切成为印刷品的一个基本条件”，他的这个观点和1980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所述基本一致。《美国百科全书》对印刷术是这样解释的：“印刷术是在纸、布或其他表面上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技术，虽然在印刷方法中有相当多的变化，但印刷术典型地包括将反体字从印版或类似载有反体字表面上转移到印成的材料上的压印过程。”

释氏源流

《释氏源流》上下两卷
明初年刻本。是书介绍了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到圆寂的传奇经历，记述了印度历代祖师的事迹，并论述了佛教的起源与发展，记 录了佛教传播的曲折过程，尤其是佛教东传中国的历史。《释氏源流》成书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释宝成编纂，初刊于洪熙 元年（1425），选佛传故事四百余则，每则故事配图一幅，上图下文，风格舒朗清晰，分上下两卷，每卷约二百幅图。全书引用 佛教经典近百种，材料来源十分丰富，卷上主要讲述了释迦摩尼一生化迹；卷下则介绍了历代祖师高僧的事迹。图文并茂的体 例使其直观易懂，成书之后广为流传，明清两代皇家贵族极为重视，又经多次刊刻，是一部内容颇为丰富的佛教普及宣传品，廓 清了佛教本质和教义，对佛教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洪熙初刻以来，可见明代宣德九年（1434）庐陵王刊本、正统元年 （1437）聚宝门来宾楼刊本、景泰年间（1450—1456）司礼监刊本、成化二十二年（1486）内府刊本（此本为左图右文形式）、 嘉靖三十五年（1556）刊本、嘉靖至万历年间翻刻成化本等；清代将《释氏源流》卷上内容单独辑出，有乾隆、嘉庆、同治、光 绪刊本，改名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观明代诸家刻本，多见卷上首页镌“大报恩寺沙门释”，而此本则为“大兴隆寺比丘本 赞”；版刻风格古拙浑厚、幽然端庄；刀法疏密有致、工巧流利，为研究明代早期北方佛教版画的重要资料。（文 / 及章伟）

虽然没有直接物证说明雕印源自印章或拓片技术，我们仍可以断定雕版印刷的方法与印章的捺印法和石刻的拓印法有密切关系。印章的使用必须具备刻和印两个程序来取得文图的复本，“刻”就是制版，就是将所要获得的图文复本内容制成可转印出来的“印版”；而“印”则是获得图文复本的印刷过程，只不过印章获得图文复本的方式是“印版”由上而下施压的“钤印”，1925年在朝鲜出土的东汉永平年间木质官印，完全可以视为小型印刷雕版。不妨设想，若将捺印佛像或文字的印版变换位置，翻置向上，先上墨，再覆纸刷印，延续千年的雕版印刷方式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印刷的社会需求

雕版印刷的实现，除因有作为载体的纸张、印刷所用的墨以及制作雕版印刷的技艺外，还应该有社会整体经济状况、政治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对印刷品的大量需求等外在原因。

促使雕版印刷技术成熟定型的首要动力乃是宗教宣传的需要。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社会性，并伴有普遍的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为了在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中间扩大宣传，就需要大量复制宗教宣传品，特别是宣传的图画。现存世界各地早期的印刷品都是宗教宣传品，如1966年10月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汉字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都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由此可以看出宗教宣传是推动印刷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明通行宝钞壹贯钞之铜版，明代，长32cm，宽20.8cm，厚1cm

历代统治者都会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宣示自己的威信与功德，通过凝聚个体意志，统合为社会的共同信念，进而实现社会的整体价值。因此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校对刊行极为重视。932年，冯道作为后唐宰辅对唐代石经文本进行校刊，求得正本，附诸梓刻，全文除唐代已定的“十一经”外，还增补了“五经文字”与“九经字样两种”，953年，130卷巨帙完成付印，前后共耗时约22年，这是儒家经典的首次印刷，也是国子监印售官定书籍的开始。这在出版史上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官刻版本的出现，也标志着雕版印刷的方式已成为图书制作的主流。

明代印发的《大明通行宝钞》壹贯

雕版印刷的运用还体现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上，唐代后期就有关于汉语文字之类的印刷读物，以及另一些热门读物，如相宅、算命、占梦之类。至宋代，印刷业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和医学著作，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当西方学者还在阅读为数甚少而又残破的古希腊科学作品羊皮纸或莎草片手抄本时，宋代人已方便地在案几上阅读，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内的《算经十书》及《齐民要术》、《伤寒论》、《脉经》等古代医学著作的雕版印本。崇宁二年（1103）刊印的《营造法式》是考工类图书的代表作，其插图使后人得以具体形象地了解古代建筑技术与制度。

宋徽宗时纂修刊印的《宣和博古图录》是有代表性的金石类图录，通过其所摹绘后人得以了解大量古物器形。还有30多种今天依然可见的宋代地方志，多有插图，如《咸淳临安志》有宫城图、京城图、浙江图、西湖图等，都是现存最早的南宋都市图；《嘉定赤城志》有卅境、罗城等插图；《雍录》有都邑、宫殿、城阙、山水等图。明代中期应用类的插图本书籍刊行数量增多，如明景泰七年（1456）的内府刻本《饮膳正要》，天顺、成化年间刊印的《秘传外科方》《从刻事物理纪原》，弘治年间刊印的《阙里志》《吴江志》《石湖志》等。与此同时诗文集也多有采用插图的，有的描绘了作者的形象，有的演绎了诗文意境。

大重修宣和博古图

雕版印刷还广泛运用在面向人民大众、题材众多的通俗读物上。书商为了打开市场销路，竭力在书中增加插图以提高其艺术性和趣味性，因而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面向大众的戏曲、小说、画册，此外还有经史子集、释道、科学技术、地方志、丛书、类书、西洋著作，以及各种用少数民族文字编写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读物，几乎到了“无书不图，无图不精”的繁荣地步。此外雕版印刷运用在大量的实用物上，如货币、纸牌、酒令、印花壁纸等。宋代除用雕版印刷书籍，还用于印刷并发行纸币，以替代自古以来一直沿用的金属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