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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子怡在陈琦工作室 | 印画笔记
.Art陈琦 . 2023/10/22

编者按:

陈琦工作室是水印木刻的教学现场,同时也是青年探讨交流水印木刻的现场,现场教学是水印木刻必不可少的课程环节,是陈琦水印木刻教程中重要的组成元素。

《印画笔记》源自于陈琦老师的教学随想,他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每一个水印木刻的学习者对于印画的技术和思维体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看似单纯的印画过程中的趣味性,水印木刻教学与其他领域一样是因材施教,陈琦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学生的差异进行不同方式的教学和启发,这些来自工作室实践前沿的教学现场和一手体验是难得的经验,因此陈琦老师发起了《印画笔记》系列写作项目,既是艺术家的创作感想表达,也是水印木刻技法交流,这些无疑会成为水印木刻学习者的参照,进而成为未来具有现场感的一手水印木刻的文献,《印画笔记》是一个持续的,关于水印木刻技术与观念的探讨和写作项目,敬请关注《印画笔记》。

差不多就是在整理这篇笔记的一年前,我刚刚到陈老师的工作室“报到”。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水印木刻零基础,甚至是版画零基础的初学者来说,在这里学习本就是“压力山大”的,更何况我的第一个学习任务是在张晓国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武艺、访问学者邱老师一同,印制陈老师的大尺幅作品《1963》( 335cm×780cm )。

 

图1 展览现场拍摄的《1963》

 


在此之前,我就对陈老师的这幅作品有所了解,因为它足足使用到了96张印版。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第一份任务其实是在仓库中将这96张印版给翻找出来。说实话,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可能遗忘掉了许多细节,但当我第一次见识到陈老师作品和印版数量之多时的震撼,是记忆犹新的。

 

 


图2 访问学者邱锋老师,师兄李文翔、尚友录帮助我们一起搬印版

 

伴随着前一天搬板子的酸痛感,我在北京的“印画之旅”算是正式开始了。早上八点和武艺约在公交站碰头,乘坐公交车到工作室大约要40分钟,九点开始印画前,张老师往往先一步将纸湿好。下午四五点工作进入尾声,因为晚饭前的时间已经不足我们再印一张。需要额外说明的是,由于当时刚刚投入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我还没有意识到在实践之余及时做笔记的好处与重要性,所以,对于印《1963》的这段经历更多是回忆的视角。事实上,当回忆起去年开学前后的这一个多月,伴随这段印画的过程,身体各处的酸痛感都不曾消退。
我常与张老师开玩笑,说他在身高方面占有优势。原来,工作室的工作台的宽度是两米,一张纸的宽度也是两米,这样的设计并不是无心之举。陈老师曾在文章中解释到,两米的宽度最适合印画者站于桌子的两侧工作,因为印画时候最大的操作半径大约在一米左右。写到这里,我正好用软尺测量了一下自己的手臂大约是70厘米多一点,算上俯身和踮起脚尖,勉强是可以达到一米的距离。但是,长时间的久站加上印画的姿势,让我每次从工作室离开的时候都是一瘸一拐的。另一方面,由于新手的缘故,我总是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避免犯错,留意刷出去的颜色、防止衣服的剐蹭…… 绷紧的神经加上僵直的身体不仅更加容易劳累,也仍然不能避免对画面的污染、画边的破坏……

 

图3 正在印画的武艺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佩服张老师了。先前说到在一开始我和访问学者邱老师以及同学武艺在身为陈老师助手的张老师的带领下印画,我们“师徒四人”分别站于四个角落,张老师和邱老师一侧,我与武艺一侧,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但在后来的几日里,邱老师因为有事离开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相当于张老师一个人印了两人的量。但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张老师都明显要快于我跟武艺二人。往往是我这里上色才到一半,张老师那已经用棉签清洁一遍板面并作要帮我们这一侧”赶进度“的架势,每到这时我都会倍感压力。
还记得一开始,张老师只说上色的时候要大笔满刷(形与形间隙不大的情况下就可以用大笔刷大面积地上色),笔要倒下来一点(笔与桌面地夹角尽可能的小)。但是,看起来也没什么的上色环节肯定还有不少技巧需要我去掌握。通过观察、提问,更多的工作量以及张老师适时的讲解,我的“手法”有了起色。原来,上色时需要先从四周开始,过程小心且匀速,毛刷与边缘处齐平以防止颜色溢出污染了画心以外的地方。之后再填补中间的区域,尽量不要剐蹭凹陷的部分,但也不要过分谨慎,放松的动作和心态在印画中十分重要,注重整体的同时,还要能观察到细节。事实上,在印画的过程确实存在着不少技巧跟方法,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和不断地试错,再通过理性的思考将其中的门道总结成工作方法。工作方达十分重要,例如工具怎么去摆放更方便拿取,拿板子的时候手要怎么抓能更加省力;如何更高效地对版……这反映的是对待做一件事情时认识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说,对印画技巧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去提高对它的认知。

 



图4 上色后的印版

 

张老师的辛苦不只是要带着我们印画,每天的午饭也是由他负责。有时我会在中午感叹张老师做的饭如此美味之余,想象着水印技法与厨艺之间或许是有什么共通之处,才会集于他一身。午饭后的短暂休息,往往会先湿纸。纸张的湿度把握是门学问。用电动喷壶先湿边缘,因为水会往纸的中间扩散,如果是从中间往外湿,那么边缘处的湿度就会偏大。湿多少水才算到位,这需要用眼睛看,也可以用手去摸。看,看的是纸张湿水后的颜色,越是透明则表示水分越多,如遇到有地方泛白的话则说明那地方比较干,需要再喷一点水上去。仔细地观察需要把握整体,整体地观察纸张的颜色是否呈现出均匀的半透明。摸,其实不算是正经的环节,只是我感觉光靠看的话难以精准把握。

张老师湿的那一侧纸一定是标准的,往往这时我会去用手指背轻轻地落在纸张表面,感受这样湿度的触觉,再回去跟自己湿的那一侧做对比。充足的水分会将凉意顺着手指传递,但若是偏大的湿度则会随着手上增加的压力而挤出水来。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对湿度的敏感逐渐不再仅满足于触觉上。北京的天气总是干燥的(工作室里湿度计的指针从没指向绿色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有时候程度不一样,越是感到嘴唇干裂疼痛的日子,湿纸的时候就要更有耐心。有时候站在工作台边会感觉到阵阵微风,先不用感觉惬意,那是门窗没有关好的提醒,因为风会让纸干的更快。

 


图5 通过纸的背面来观察印的程度

 


湿纸不是一遍就行的,随着水的渗透纸张会随之膨胀而变得皱褶,牵纸就需要小心再小心了,一有不慎就会扯破纸张。擦掉桌面上多余的水分亦是如此,一边轻抬纸角,一边用抹布小心地在纸地边缘下放移动。地上的水也要及时清理,否则一会工作的时候会将鞋印踩得到处都是……忙完这些,用薄膜片将宣纸盖住后终于是可以休息片刻了,同时,“水印技法与厨艺之间的共同性”在我这里也做出了假设。印画时对某一个环节的掌控,拿湿度来讲,就好比是厨师对火候的把握,难以用准确的数值来计算。

菜的香味,翻炒时的色泽,油在锅里劈里啪啦的响声,蒸汽的温度,对于厨师来说都是能否做出一道好菜的判断依据。这时候,“感受”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能力。张老师常挂在嘴边的几句  “差不多”,“够了”究竟代表的什么?湿度多少才能算差不多?颜色通过印染透过纸背到什么程度才算够了?或许这种能力需要长期的经验总结来获得,对不同情况能够做出不同的判断。同时感受也不能局限于一处,关注到地上的水,桌面上溅出去的墨点,摆放工具的推车会不会碍事,今天的天气如何…… 就好象是能够掌控全局的感觉。

 

 

图6 张晓国老师正在拍升降机上的我跟武艺

 


从照片的日期来看,最终印好这张《1963》的日期是10月16日。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只能拿出其中的两张平铺于地上,并爬到升降机上观看。没错,可能从张老师的视角看我们战战兢兢的样子有些搞笑,但是,站在高处往下欣赏这么大尺幅的作品的感受真的太棒了,仿佛往下就能跃入这画中的水面一般。这时我体会到了一种没有感受到过的,作品、空间和观赏者之间的关系。拉开了和画面的距离,让我暂时从那些平日里犯过的错误中远离。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画心污染了一处硬币大小的乌黑墨迹,顿时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留下了深深的PTSD(蘸完颜料的笔刷都要用手“托”着送到木板上),但陈老师在看到后也只是打趣的说要做一个一样大小的章来盖住它。还记得在一开始,陈老师解释为什么要让我们一上来就挑战“高难度”,是因为掌握印大画之后再回到印小画的,会感到格局打开了。事实上正是如此,我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也深有体会。

由于学校的忙碌和疫情的影响,再次来到工作室已经是2023年的2月了。刚好当时张老师正在印陈老师的新作《圆融No.2》,我便要求也算上我一个,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呢。

 

 


图7 最终印完《圆融No.2》时的拍摄

 

相对较小的尺幅,质量更好的木板,都让这次的印画经历相较于之前的《1963》要轻松很多。我与张老师一人一边,配合的也更为默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由于少了之前的那种紧张感,我可以更多的关注印的品质和效果。陈老师的这幅作品是由机器雕刻而成,存在很多细小的形,细线,锯齿状的边线,这要求在印画的时候要有不一样的关注点。

 

 


图8 正在为印版刷色

 


“大笔满刷”自然不用多说,我想象中自己的动作已经是带有一点潇洒了,只是依然很难赶上张老师利落的节奏。印这张画的时候不用过多控制多余的墨量,让颜色充分晕染开来,张老师常常会说:“让它跑!”。那是因为松松绒绒的形状边缘看起来更加的有水印的魅力,用主观的处理方式来掩盖机器雕版的机械感,不必每一处都是清晰的。当然,最能体现对版技术的“白线”还是需要控制和保留的,不仅位置要对的精准,而且要印的挺括。

 

 

图9 自行创作的一些局部

 


这种印画方式正好给了我启发,由于我自己的创作也是采用激光雕刻的方式制版。那么,“跑开”的颜色能够为简单的形体边缘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这时,以往我们常说的没能控制好水分的失误,就变成了一种刻意为之的,或者说是可以掌控的方法,表达的语言被拓宽了。

 

 


图10 《圆融 No.1》局部

 


5月的时候,陈老师让我接着杨彦川师兄之后,也印一遍老师的作品《如是观》(那时扬师兄在工作室正好印完一套这张画),尝试独自完整地过一遍印画的流程,算是通过这一阶段的“考核”。那时我跟着张老师印了一段时间,也尝试过一些小的创作实验,自认为还是有能力干好的。但是,一上来我的手忙脚乱就被陈老师发现了。事实上,老师自然是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印的时候肯定会心里没底,出现不少的问题。我也真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心理压力”。对版的时候心里没谱,总想着叫张老师来帮我检查一下;上完色了,还总是习惯性地停下来等待着张老师说一句“可以了”;印完发现有地方印的不充分,需要补色,但补完一遍又发现色补多了,颜色印重了,总之就是各种手忙脚乱。

不用多说,“闯祸”是自然的,而且基本上集中在那几天,并且伴随着一般“闯祸”时候都会有的那种浑浑噩噩。前一天是昏头昏脑地拿错了印版,在印第四条第三版的时候拿错成了第四版的板子,而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到了该印第四版的时候又把同一个板子印了一遍。这听起来有一点绕,说实话当时的我挠着头在想我到底印到第几版了,完全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拿错板子。好在有张老师帮我兜底,告诉我等第二天纸干了之后再将前面少印的一张用浅一点的颜色补上。

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弥补工作进展的顺利。为了印证是否将这第四条印的与另外几条看起来相差的不多,我们将四条纸按顺序铺开并拼成完成的样子,观察色差大不大,会不会很突兀,多印了一遍的形状会不会看起来很僵硬…… 说着说着,无意识中我将手上拿着的一卷涤纶薄膜当作了指挥棒,在上述的几处位置间比划着。就在这时,薄膜片就像是那种伸缩式的望远镜一样在重力的作用下,精准的杵在了我向张老师示意的地方上。湿润的宣纸哪里经受的住这种破坏,豁开了一个巴掌大小地口子。

 

 

图11 被打上好几处“补丁”的《如是观》

 

有关我之后是如何懊恼的细节无需赘述,无疑又是靠张老师将破损的地方用宣纸和浆糊补上了。当发生“事故”时,陈老师正在我们身后没多远的地方创作。我与张老师都没有去惊动他,而是先默默地将画移开。我忍不住小声地感慨了一句“这两天真倒霉”,没想到还是被老师听到了。老师后来专门过来问我,为什么觉得“倒霉”,是出了什么事吗?我便将我闯的祸都告诉了老师。没想到,陈老师先是哈哈大笑,随后说:“这(犯错)就是最好的教学”,“这种错你犯过一次,以后就肯定不会再犯了”。没错,在此之后我不仅会反复检查印版的编号以免拿错,而且但凡手上拿着成卷的薄膜片的时候都必然刻意保持着与画的距离。

但事实上关键正如陈老师说的那样,很多问题只有犯了才会去想办法避免,才会去思考原先的那一套工作方法中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善的。例如我在印画过程中,掀纸的过程中拖动了镇纸,造成纸在压力下的崩裂。这种情况可能在发生之前都不会知道它会发生,但既然发生了,所要做的就是将问题记下来,并在以后掀纸的时候留意与镇纸保留一定的距离,长此以往形成习惯,就再不会犯同样的错了。当然,印画前的状态也很重要,像当时的浑浑噩噩是不可能将工作做好的。

 

图12 陈老师在工作时的背影

 


总结到了现在,真实体会到在工作室学习经历的无比珍贵。在过去的一年中,学习印画技术的时间大概是占了我在陈老师工作室的三分之二。况且,这是一篇名为“印画笔记”的文章,理应从自身学习出发,专心地做印画的技术分享,但是,于我而言可能更有价值的收获在于其他。当我要印一张水印作品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准裁剪纸张、翻找印版还是清理笔刷?

我想,材料的准备应是其次,不如在动手前,先在脑中过一遍工作方法,身心放松地去感受,思考打算以怎样的状态面对眼前的工作。在工作室,只要细心观察,总不难发现条理、逻辑的表现,在于墙面上、推车里工具的摆放。工作方法往往没有被文字记录,而是潜移默化在老师,学长们的行动中。不起眼的细节背后,都有它的原因,都可能源于对某个问题的解决与思考。

 

 

 

 

祁子怡

Qi Ziyi
2021年本科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研究生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陈琦教授。

 

本文系 Art陈琦 内容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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