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运用印刷技术进行图像复制与生产的先行者。从敦煌出土的经卷文献中看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以单个佛像为单元捺印的四方连续《千佛名经》，目前有据可考最早的版画为公元九世纪金刚经扉页插图。出版物插图不仅起到图文互释作用，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图像信息载体满足审美或图解等功能性需求。
中国雕版印刷术自隋唐便开始运用在历书、典籍及课本等出版物的刊印中，至宋已广泛应用到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并形成了官刻、寺刻和坊刻三大出版系统。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 “光芒万丈”的鼎盛时代，其时，不论是出版物的数量或种类均达到空前水平，形成了“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的境地，产生了“冠绝群书”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彩色套印经典之作。
19世纪西方照相石印术传入我国后，传统雕版印刷业遭遇毁灭性打击，面临技术迭代而被淘汰的绝境。上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有感于优秀传统雕版技艺消亡危机，他们与荣宝斋合作，策划组织刊印《北平笺谱》，除公开销售外，还将部分成品寄给国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以使古老的传统绝技得以存留。翌年，郑振铎委托赵万里先生从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初版《十竹斋笺谱》藏本，依然请荣宝斋用“饾版”和“拱花”技艺仿原件翻刻，又获极大成功。“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在此技艺经验积累基础上，荣宝斋开始拓展了以艺术审美为目的的书画印制新领域，1945年荣宝斋成功印制了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徐悲鸿《奔马》等作品，突破了大尺幅饾版套印的技术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的荣宝斋重获新生，在雕版印刷技艺传承发展上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多种资源的整合与投入，一批身怀绝技的雕版印刷匠人汇聚于此，他们在秉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守正创新，研创出一套操作流程规范的“木版水印”技术系统。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书画复制方面迎来了鼎盛期，在水墨与绢本绘画经典名作复制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独步天下的佳境。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是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千年之集大成者，是继明万历之后的又一次巅峰。
此次展览不仅有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历程的脉络梳理，雕版印刷材料、工具展示与勾描、刻版、印刷、装裱四个生产环节的场景再现，还精选了不同时期木版水印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荣宝斋木版水印宽阔多元的艺术表现力以及“尽精微，致广大”的精神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展出了代表中国木版水印最高艺术成就，刊印于1978年的绢本《韩熙载夜宴图》及 1667块印版。这是第一次将木版水印作品和相应印版合璧展出，在呈现作品精彩的同时也能让观众看到其背后复杂的技术逻辑，耗时巨大的劳动量以及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人类智慧。
在现当代水印木刻展览板块，我们能够看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水印木刻在不同历史语境以及技术条件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通过这样的线性贯通，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雕版印刷这一古老绝技中所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无限的艺术表现力。
希望借此展览让我们从荣宝斋350年辉煌历程中，重新认识中华文明所拥有的伟大传统并由衷感到自豪，激发年轻学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历史担当、继承、发扬和创新，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脉生生不息，永远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