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丁一林先生
内容摘要
丁一林先生指出:一直以来,他对各种绘画语言都有兴趣,也做过不少功课。而历史主题美术创作让他的研究得以展现。作为一个绘画品类,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曾经在我国绘画史上涌现出许多经典。在我国建国初期,老一代艺术家们就曾留下《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耳熟能详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经过改革开放,今天国家倡导振兴主题美术创作,从文化战略的高度,以“工程”的方式组织创作、收藏,就是期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向前发展。
创作历史画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一个提高与锻炼,可以从中加深对主题性绘画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促进对历史画创作问题更深层面的思考。
历史画创作,不仅要尊重史实讲好故事,还要依靠画家的想象与画面综合能力实现对主题的深化与再创造。创作此类绘画,画家需要付出更多精力,需要照顾的方面更多,面临大众、政府、业内专家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也更考验画家的智慧与能力。
学术主持/唐晖教授致辞
致辞
唐晖教授对丁一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做了简要的介绍并谈到:主题性绘画在17至18世纪,已在法国、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等被一些绘画大师推至重要高度。在我国新时代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丁一林教授的作品达到一个高度,正如《科学的春天》,作品不仅从整体构思、气度的把握,还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表情的处理都透露出深厚的造型功底和高超的艺术修为。
内容回顾
一 、《科学的春天》
1978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关键词:资料、立意、光影结构、人物组织
《科学的春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240x500cm
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2009年
《科学的春天》是丁一林先生的第一幅历史画创作,完成于2009年。
表现1978年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彻底解开科学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枷锁,开启了改革开放科技兴国的新时代。郭沫若老先生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做了大会结束的发言,将大会推向了高潮。
创作《科学的春天》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无现成资料,二无经验。通过当年的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确定著名科学家的名单,又用两年时间逐步收集创作需要的资料,找到当年的形象,最重要的是找到生动的形象,边收集边构图。丁一林先生说他也从中受到教育,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升华。下决心要为中国科学家、知识分子群体造像,并表现历史转折的重要一刻。
构图上,几经修改,逐渐确立了以人民大会堂外为背景,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与科学家们会后兴奋地走出大会堂的情景。
草稿勾多了,便出现了这个“涌动”的小构图,思路自此豁然开朗。“春潮涌动”这不就是这幅画的立意吗?!更重要的是在动与静之间,在似水的曲线结构中,找到了组织人物的钥匙。
有了这样的立意,人物组织就有了基础,明白了黑白灰如何处理。
主题绘画的创作特点,首先是不断将一个又一个新想法落实在构图当中,不下笔操作,就很难确定这一想法是否可行,只有勾出草图,才会激发出新想法,从而推动创作构思的深入。丁一林先生指出:创作的灵感来自不断实践。
利用台阶和两边的人物,形成金字塔结构,邓小平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建筑光影则组织成穹顶式的椭圆形。利用树影的想象,运用光斑效果将过于严整的门窗、金边装饰等隐含进去,创造一种活跃的气氛,从而也突出了巨大石柱带给观众的庄严效果。
大门投影的斜线配合邓小平挥向前方的手臂方向,加强向前的趋势。
中心部位黑白对比最强烈,将华罗庚和他的学生:陈景润,还有张广厚、杨乐等数学家放在邓小平周围,以体现邓小平重视基础科学的思想,当时他曾说过,我们国家如果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
林巧稚作为著名的女医生,将她放在中心群组里使之更加丰富。为避免孤立,在画面左右也加入了女科学家。
画面左侧,主要以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为主。
画面右侧,主要以领导身份的科学家以及水利、育种、生物等方面的科学家为主。
那个时代人们的服装很单调,蓝色,灰色,黑色。为打破单调,丁一林先生利用围巾、大衣、光影来丰富画面。
丁一林先生还说:画《科学的春天》让他完整体验了历史主题画的创作过程。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为处理大场面、多人物的历史画积累了经验。
历史画不仅仅是真实事件的准确描述和记录,更重要的是,它要对历史、故事、传说或事件等作出创造性解读。目前,历史画创作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解决,如何引导观众的视觉,让他们看懂、看进去,是中国历史画家们的责任。一幅历史画要有观赏性,要让每个细节都可以看进去,观众才会在作品面前流连忘返。
历史画主题的再创造,应该是艺术家发自内心对历史的中肯把握。
二 、《荡寇先锋》
1933年吉鸿昌率兵出张家口抗日
关键词:多角度构思、情节的重要性
《荡寇先锋-1933年吉鸿昌率兵出张家口抗日》
185x300cm
收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2013年
该作是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的。吉鸿昌的名字家喻户晓。作为第一只抗日的中国军队,他抗命领兵出张家口抵抗日本侵略军,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遭到蒋介石的杀害,就义时年仅39岁。
为表现这个硬汉,前后设计了若干草稿。从突出人物形象的肖像创作,到加入寓意情节的象征性手法都尝试过,但始终不满意。于是试着将人物置于具体环境中,前面是密不透风的军队,远处背景是长城,吉鸿昌率领军队如铁壁铜墙般挡在象征祖国的长城前面,如果想进犯,先过我这一关。这正是一道抗日的铜墙铁壁。这个构思使他激动不已,但似乎还不够贴切。就在审稿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又冒出新的想法。他想到张家口的地标城楼,城楼上镌刻“大好河山”四个大字,颇有气势,将其入画环境就具体了。于是进一步联想:吉鸿昌带部队冲出城门,旁边是入城的苦难百姓,躲避战乱和迎头痛击,这一进一出之间,画面渐渐有了情节性和故事性。最后,这个构思得到专家的肯定。
从这个过程中他体会到:构思阶段一定要思维开阔,多想、多画。形象思维要落实在纸上才能显现出来,如果只用嘴说,则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成不了画面。
三 、《唐律疏议之官衙断案》
关键词:情节的连贯性、色调
《唐律疏议之官衙断案》
180x360cm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6年
把一个比较抽象的主题落实到形象上,创作出一张有深意的画,是这张历史画创作的难点。《唐律疏议》是全世界比较早的一部法典,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
怎样通过一个生动的场面表现这部法典呢?经过咨询历史学家并且查阅大量文献后,预设了一个官衙断案的场景:主要通过人的动态和神情来表述官衙断案。
这是一幅情节性极强的画面。
唐朝距离今天太遥远了。环境、人物服饰、情节都需要下功夫研究,逐渐在脑海中形成生动的画面。正是因为咨询专家和查阅资料后,为了展现画面中的细节,将构图反转。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建筑作为画面环境背景是体现唐代的重要形象,国内唐代建筑与日本遗存下来的唐代建筑基本都是寺庙。唐代衙门只能靠推理想象了。丁一林先生通过查找资料,并专程到五台山附近的佛光寺、南禅寺实地考察,从中深切体会到唐代建筑粗犷、朴素、庄严、大气的内在品质。从而为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构架。
不论是大唐建筑,还地面方砖,都隐含着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含义。
人物服饰也经过考证。并且在传统中国画里寻找形象资料。包括屏风、桌椅等。
色调也经过仔细斟酌。画面大体为黑白红,为使前面几个官吏的蓝、绿服色不显突出,在屏风,书童等几处均加入了稍冷的颜色,与之相呼应。
四 、《战斗的友谊》
马克思支持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
关键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战斗的友谊》
250×250cm
收藏于中共历史展览馆
2016年
这幅油画是丁一林先生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画展创作的。当时接到的题目是:马克思支持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画面情节设计来源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版序言中所写到的,他在每次书稿印刷之前都要将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这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情节信息。只有在尊重真实历史的前提下,才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里面的动作、细节都是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当时情况挑选出来的。
于是想象:恩格斯拜访马克思,拿着书稿进门,把帽子放在椅子上、手套搭在椅背上,然后站在书桌前念书稿给马克思听,而马克思则坐在椅子上欣赏地望向恩格斯。这样的设计即表现了恩格斯是《反杜林论》的撰写者身份,又显示出他对马克思的尊敬。
为突出马克思形象于是将红色(最暖的颜色)、蓝灰色(最冷的颜色)、白色、黑色,这些对比强烈的色彩都集中在马克思身上。从而让坐着的马克思突出出来。
恩格斯虽然因站立而显高大,但是把他设计成身穿重色服装,就融入背景色彩当中,又在他前面加了一把椅子作为遮挡,这样就凸显出完整形象的马克思。
任何人看这幅作品,第一眼一定会落在马克思身上。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纪念马克思这个主题与真实历史背景下的逻辑关系,这就是艺术家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 、《新中国的外交》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
关键词:细节决定质量,可读性、观赏性
《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300x550cm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2021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成为国与国交往的国际准则,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这是此次创作的总题目。要将这个抽象的概念转化为艺术作品,就需要通过具体的事件来表现。
日内瓦会议是一次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在周总理的奔波斡旋下,交战双方分别达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让世界了解了新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作品描绘的是周总理在接待的侍卫、卫兵、记者众目睽睽下健步走向会场的情景,表现周总理沉着、自信、儒雅而智慧的风度与神采。
丁一林先生还给自己确立的一个目标:要画的真实可信,让人既看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也能感受到总理步入日内瓦会议会场时的精神气派。此时,金灿灿的阳光照在总理身上,充满了历史的温暖感。
周总理步入会场这一情景可画、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对于表现周边人物的形象,比如身着传统军服的卫兵、警卫、侍卫、记者等,丁一林先生也怀有极大兴趣。把这些人物画好,就能够更好地衬托周总理。从绘画的角度考虑,周总理身着黑大衣,周边的记者,包括穿各种颜色衣服的士兵,都叫“杂色”(色调比较杂,比较碎),以碎托整,来衬托总理。
为了增加情节的可看性,构成形象的观赏性。于是在画面中增加了跟随总理的下车人。
画面中的一切形象,包括所有的细节、颜色,都要找到历史依据,历史画的艺术创作要以尊重史实为前提才具有可信性、可读性。丁一林先生表示这是他对于历史画的原则和态度。因此各种资料的收集与运用成为这幅画可靠的支撑。
历史真实是第一位的,但在创作中必须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处理和呈现,这就涉及到艺术性与真实性的问题。比如,画面中加入各国国旗,这是专家提出来的。假如按照真实场景,会场院子里是不会插国旗的。这里就出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处理的关系。将旗帜画入画面,体现出主题,用艺术的方式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旗帜,几经调整,最终放在了画面的右上角,利用各国国旗的编排,凸显新中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地位,让周总理前方形成向上倾斜的结构,高扬了总理气宇轩昂的气质。
为了淡化总理脚下,在地面上设计了一排由树影和人影,让观众感觉似乎自己也在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后面的建筑既是这幅画的背景,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在最初的创作稿中,建筑只是一个意向,具体什么样,并没有研究过。但真正画起来,特定的环境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要画出建筑特点,解决比例透视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用建筑的透视线在周总理前方形成视觉引导,从而加强总理坚定前行的表现。所以画面里的建筑透视既是画面空间感的需要,更是主题表达的需要。
通过计算,耗尽半个月的时间一点点算出门窗屋檐等比例关系在画布上做线稿。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这来自东方大国的总理。
历史画和宣传画不同,宣传画注重的是第一眼的观看效果,所以画面的细节和情节不需要特别交代,就是一个宣传;但历史画不一样,它必须做好每一个细节,而且都要经得起推敲,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这就需要作者做大量画面背后的工作,在大量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勾画,慢慢形成画面形象与形式构造,这是丁一林先生近十余年创作历史画总结出来的经验。
总结
审美的需求就是艺术赖以生存的价值。
一、深入研究主题立意
资料研究得越深入,对主题和人物精神揭示得就越深。画前准备越充分,创作过程越顺畅。素材的丰富程度,关乎艺术家的思想深度及看问题的深度。艺术家要“在场”,要把自己脑海里构想的场景展现给观者,让人感到可读、耐看、信服。这是艺术家在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上必须做的功课、下功夫的地方。
二、细节决定质量
要塑造好人物,只描绘人物面部特征是不够的,其动态表情更加重要。现实中人物生动的动态,转化到美术作品中就是“形态”。艺术家要将丰富的情节想象与艺术表现结合,才能使作品具有“可读性”。
三、重视“情节性”艺术语言
今天我们在国家倡导下进行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原则仍然适用。因为主题创作的“主题”正是由情节所构成,“情节性”与“戏剧性”是主题创作必不可少的艺术语言,这要求艺术家充分挖掘、掌握与主题相关的资料,构建合乎逻辑的画面,才能真正画出历史感。
四、艺术性
目前我国历史主题性美术创作仍有不足,艺术家的想象力有待进一步拓宽,逐渐去除“图解化”、“说明性”等肤浅因素,加强艺术性。油画作为一个独特画种具有天然的优势,它的语言“宽容度”就像一架钢琴,音域非常宽广。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可以创造丰富多彩的画面。当然,在人们充满想象力的今天,会有更加多样的实验与表达。这要看我们的智慧。
丁一林先生最后指出,他相信随着国家的重视,人民素质的提高,一定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主题美术作品。
丁一林先生部分历史画创作
《京杭大运河之飘来的北京》
200x600cm
收藏于无锡大运河博物馆
2010年
《京杭大运河之沧州镇海吼》
180x250cm
收藏于无锡大运河博物馆
2010年
《辛亥革命烈宋教仁》、《辛亥革命烈马福益》
180x90cm
2011年
《新中国的曙光-刘少奇南苑阅兵》
100x80cm
2013年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75x130cm
2013年
《抗战老人范筑先》
220x170cm
收藏于山东美术馆
2013年
《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官梅汝璈》
180x135cm
2014年
《吉鸿昌将军》
180x200cm
2015年
《发现楼兰-外国人新疆探险》
260x350cm
收藏于中国国家画院
2018年
《沙沟受降》铁道游击队
260x550cm
收藏于枣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
2019年
嘉宾合影
讲座现场
丁一林 贺鹏琪/图片提供
丁一林 /文字整理
林佳渝 陈瑜儿/整理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