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何崴 
 

中国当代乡村建筑设计流变初探

何崴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央美术学院自主科研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20KYZD011）

摘要：

当代中国，农村的概念逐渐被乡村取代，乡村从单纯强调生产，发展为功能符合。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近年来乡村建筑设计方兴未艾，本文尝试从建筑在乡村中的作用，从事乡村建筑设计的实践者身份和设计类型几个方面探索中国当代乡村建筑设计的流变。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建筑设计，整村织补，流变

背景：从农村到乡村，从单一功能到复合功能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国家发展一直与乡村有着密切的关联。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乡村，很长一段时间农业户口占人口比例2/3以上。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农业人口开始进入县镇，并从农转非，到2017 年中国城镇率水平已经达到58.52%，城镇常住人口达81347万人〔1〕，已经占全国人口的2/3。但必须清晰的认识到，这种只是户籍上的非农业化，在文化层面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国仍然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三农”问题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这个词并不是历史上常用的对非城市区域的称谓。“农”是基于生产关系的一种定义，与其相对应的是“工”和“兵”，农村一词是近几十年对乡村的称呼，它的重心是生产。党的十八大后，农村这一概念在悄悄发生改变。在很多场合，“农村”一词逐渐被原本的“乡村”一词替换，这反映了中国乡村正在从单纯的，以生产关系来定义的时代走出来，进入一个新时代。正如中国美院李凯生教授所述：乡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国家生活和伦理社会的空间基层组织。观念上，它首先是生活和社会的空间组织，其次才涉及到产业特征，乡村还是国家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策源地。……乡村空间的性质可以不是农业，而是其社会空间的集合形态所体现的与自然、与生活基本事实的遗存关系。〔2〕

此外，乡村比农村更具有文化属性和精神属性。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乡”除了有“乡村”（跟“城”相对）的意思之外，还有“家乡”的意思。所以，“乡”除了地理概念外，更重要的还是文化概念、心理概念。将“农村”改为“乡村”，意味着这片与城镇对应的空间区域，不再仅仅是与工业对应的农业生产的场地，它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内涵。申明锐等学者就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有三重价值：乡村的农业价值（Rural as farmland）、乡村的复地价值（Rural as hinterland）和乡村的家园价值（Rural as homeland）。农业价值，乡村是农业生产的基地、食物资源的供给之源，乡村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农业生产的载体上，形成了乡村的首要功能。乡村的腹地价值超越了传统的中心交换-边缘支持的腹地概念，体现在经济、生态、社会三个层面。乡村的家园价值超越了经济生态等功能实用主义的理解，具备了无形但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含义。〔3〕

中国的乡村正在经历一个从“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到“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ism）再到“多功能乡村”（Multifunctionality）的演化路径。所谓生产主义是指乡村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生产、生活围绕农业开展。后生产主义是一种去农业化的过程，乡村逐渐从单一农业生产模式中“退出”，向非农业转化。这一过程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加速，乡村的去农业化进程随之加速，乡村人口的外出务工也加速了乡村农业的衰落；与此平行的是消费主义的“下乡”，乡村逐渐成为城市的“后花园”、“旅游地”，乡村的文化景观（Culture landscape）逐渐成为城市休闲消费的目的地。而多功能乡村是对“去农业化”的一种再批评，乡村不应该成为单纯的图像（Image）消费，乡村的主体仍然是原住民本身。对应着，乡村的文化景观也应该是包涵农业和非农业，乡村和城市，原住民和外来者的多元混合体。
 

建筑：作为乡村中的容器，
触媒（Catalyst）和灯塔

乡村的建筑是乡村文化的载体，是与村民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生命体 。〔4〕在乡村，房子与土地一起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此外，对中国人来讲，建筑除具有经济价值外，也具有身份象征的作用，如中国人衣锦还乡后，最重要的行为就是盖房子。乡村的建筑还是连接天-地-人-神的锚点，无论是庙宇、祠堂还是祖宅，建筑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自我定位和与祖先、神灵对话的重要载体。这点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关于“定居”的观点是一致的。海德格尔说：建造（Bauen）意味着从彼此无差异的空间中造成场所，在这之中，大地确立为大地，天确立为特殊的天，神确立为某个特殊的神，而人确立为某种特殊的人。建造的本质是“使定居”（dwell）。〔5〕

建筑的物理和心理属性使之在乡村建设中拥有重要的位置。建筑往往是乡建工作的开始，一方面建筑是乡村生活、生产行为的空间载体，是相关行为产生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建筑能快速、有效的改善村庄环境，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并借助建造过程建立与农民的信任关系，增强农民对后续工作的信心，形成内生动力。再者，建筑作为显性元素，具有图像性和传播性。好的建筑形象会引起外界的关注，能成为乡村对外宣传的支点。因此，笔者认为在乡村，建筑是容器、触媒和灯塔。

所谓容器是指建筑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具有功能，可以承载事件。触媒，即催化剂或者酵母，它具有触发连锁反应，拉动周边变化的作用。乡村触媒建筑的体量不一定大，但它可以引发村庄的内在改变。灯塔是一种比喻，指建筑可以作为榜样被学习，可以引领方向，且被更多、更远的人看到。在当下媒介高速传播时代，图像消费虽然被很多知识分子批判，但图像对大众消费的影响地位已经非常巨大，不可忽视。借助好的建筑形成传播力，并转化为资源既是城乡联动的重要形式，也是乡村获得关注、支持的重要手段。
 

身份：谁在乡村建筑，谁去了乡村建筑

乡村和城市的建造逻辑是不同的。其根本原因来源于土地所有权的差异。在乡村，原住民拥有宅基地，可以在宅基地范围内自行建造房子。这个建造的过程虽然也会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如历史上主要是宗法和村规民约，当代是文保、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总体上是一种自建状态。其中部分有钱、有见识的人会邀请外来工匠（也就是现在意义的建筑师）来村里主持建设，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成为了当时村里的榜样，也成为了后世的文物。工匠有的来自本地，有的来自他乡，手法的同异，其结果则是或“大同小异”或“他山之石”。但放在较长的时间轴上看这些情况都是合理的，正是因为这种建造主体，建造方式的多样性，才形成了中国乡村的现有风貌：与场地环境和谐，就地取材，大体统一但局部特异等等。

当下，随着十八大之后围绕乡村振兴，中国的乡村又一次迎来了高速变化的时代，其间不同身份、背景的设计师进入乡村投身新一轮的乡村建设。笔者根据他们的身份将其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类：

学者：对乡村的研究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中从来没有中断过。很多学者一直保持着对乡村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主要通过各类科研项目，以及与乡村有关的教学活动展开。对于建筑学领域来说，关于地域性和乡土性的研究是重点，通过田野调查，集中讨论关于乡村传统建筑的聚落、建筑风格、建造技艺、乡土材料等领域的问题。此外，乡村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以及美学的内容也和乡村建筑学领域的研究有大量的交集，研究成果呈现互相交织的关系。在现阶段，此类人群原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他们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乡村研究中最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改变主要来自于实践项目的增加。笔者认为，这种产学研一体的模式，研究与实践相互印证，对于乡村建筑设计是有利的。

跨界者：跨界人群是最早从事乡村建设的人群之一，特别是艺术家，他们或在乡村“安家”进行创作，或以艺术介入的方式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乡村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在建筑师还未下乡之前，很多设计和建造是由这些跨界者自行完成的。此外，跨界者因为原来从业领域不同，所以也更容易走出学院派建筑学的桎梏，在从事乡村建筑工作的同时，也注重“建筑之外”的内容，如土地改良、内置金融、乡村信仰的重构、乡村内生动力的挖掘等。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和案例包括：孙君在河南郝堂村，渠岩在山西许村，左靖在安徽碧山村等。此类人群的工作，对建筑学领域有启发意义，值得建筑师仔细研究和借鉴。
 

图1  渠岩主持的山西许村艺术公社
图片提供：渠岩
 

图2  左靖主持的碧山工销社项目
摄影：何崴

 
自建者：乡村自建者是近年快速发展起来的人群，主要包括：农庄或民宿主人、下乡文青、返乡创业者等。这类人群不同于建筑师作为“乙方”的角色，也不是传统意义的“甲方”委托者。他们类似于乡绅，其中一部分人是本地人，是返回自己的家乡，并带着知识和资本；另一类人不是本地人，他们看中了此地乡村的资源，通过投资的方式进入乡村。很多情况下，这类“新乡绅”既是使用者也是设计者，甚至是建造者。他们的建筑实践并不追求学院派的严谨，设计和建造往往跟随个人的喜好，比较随心所欲。当然，这类建筑和自建者的知识、审美关系很大，所以质量差距也很大。

大设计院建筑师：一直以来，大设计院的建筑师都是中国建筑设计人群的主力军，特别是在城市性建筑项目中，几乎所有的大型项目都来自大设计院之手。大设计院的优势非常明显，大团队、专业齐全、职业化……但在乡村建筑设计中，大设计院的优势很多时候会变为劣势。乡村的小体量、综合性、产权复杂、缺乏大工业体系支撑等现实情况会让大设计院的建筑师很不适应。习惯了大城市“生产型”建筑设计的大设计院一下子进入到不熟悉的乡村，往往会将城市建筑设计的思维定式带入乡村。新建筑整齐划一，但缺乏了乡村聚落该有的气质，是一种“建设性”破坏，必须警惕。

独立建筑师：独立建筑师是近20年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设计群体。其项目一般都规模不大，但要求有较高的创意，具有较明显的个人性。近年来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乡村建筑项目呈现“井喷”的趋势，这与独立建筑师的乡村建筑实践有很大关系。独立建筑师下乡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突围。笔作者认为，独立建筑师在乡村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新乡绅”属性，他们一方面对乡村建筑传统进行整理、总结，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专业建筑师的身份将当代性建筑观念、技术等元素带入乡村，与乡村的文化景观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传统。但独立建筑师也需要保持冷静，创造新地景的前提是对地域的充分解读和认同，而不是将乡村简单作为自我表达的背景。新元素可以和老环境不同，但应该可以与老环境共生。
 

类型：环境美化、新民居探索，

建筑引领，整体织补

随着大量的设计师、非设计师进入乡村，并在乡村进行建筑实践，新乡村建筑〔6〕的群体轮廓逐渐清晰。除了上文所述的人群轮廓外，还可以从建筑类型上加以描述。笔者根据近年来媒体上出现较多的乡村建筑案例进行梳理，将新乡村建筑类型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类型1：基础环境改善。此类新乡村建筑主要有地方政府主导，旨在对乡村道路，乡村基础设施（包括：卫生间、垃圾收集设施、排水等），房前屋后的空地、菜地，水、电利设施及周边环境等进行美化，从而改善乡村的基础面貌，起到环境美化的作用。此类工作在中国的乡村建造中占比非常大，它们大多由各职能主管部门拨款和执行，承担此类工作的设计团队也多为地方设计机构。它们的设计水平，施工情况很多程度上决定了当前乡村环境的改善程度，及美化后的乡村面貌。

类型2：民房整治和新民居探索。根据国家部委的新分工，住建部门主要负责乡村的民房部分。民房，即乡村中的建筑物是构成乡村风貌的主要载体，也是建筑学界关注的传统领域。对于民房的整治、美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美丽乡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全国不同地区分别出台了相关政策，如福建的“裸房整治”，贵州黔西南地区的“平改坡”等，很大程度上对乡村建筑的城市化情况有所改善，有利于乡村传统风貌的存续。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简单化处理的误区，如曾经风靡全国的“刷墙”模式，用统一的油漆将一个地区的所有村庄建筑全部覆盖，既破坏了村庄原有多元的风貌，又造成了“千村一面”的问题，是不可取的。
 

图3 北京某村简单的刷墙现象
摄影：何崴

 
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复兴的战略，也出现了探索新民居的趋势。所谓新民居对应的是传统民居，按照学界的归纳，中国传统民居有21大类〔7〕，他们和地区气候、材料，居住人群文化和生活行为有密切关系。但随着建筑生产模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老民居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乡村生活。这也是乡村风貌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内因。新民居探索的开始时间很难界定，但近年来最为著名的案例是孟凡浩设计的浙江东梓关村安置住宅。该项目在延续浙派民居的基本外观特征基础上，考虑了村民新生活诉求、聚落空间布局和材料的耐候性，是新民居探索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图4  邮票中的中国民居 

图片来源：网络

图5  孟凡浩设计的东梓关村安置住宅
图片提供：孟凡浩

 
类型3：建筑作为引领乡村振兴的手段。此类型是建筑师参与最多的乡村建筑工作。如果向前追溯，中国美院的王澍老师，清华大学的李晓东老师，以及港大的John Lin等在2010年前都有相关优秀作品，也广泛获得了国际上的关注。2012年后，随着国家对乡村工作的新变化，涌现出大量中青年建筑师投身乡村建筑领域，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周凌、陈浩如、穆钧、徐甜甜、王灏、房木生、罗宇杰、傅英斌等。
 

图6  李晓东设计的桥上书屋
摄影：何崴

这个时期建筑师在乡村的设计工作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现象，其原因既是地域、乡村的差异性所致，也因建筑师主观设计理念的不同。如穆钧、罗宇杰从材料和技术的角度讨论传统材料和技艺的当代呈现，王灏将新木构和文人性相结合，房木生、傅英斌将乡村建筑以景观学的视角思考，陈浩如从农业生产设施入手，徐甜甜通过文化建筑针灸式介入乡村等。
 

图7  罗宇杰设计的元和观村党群服务中心，
利用木构进行在地性快速建造
摄影：金伟琦

 
在建筑功能类型上，也因为投资主体，建设目的的不同呈现多样性。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乡村文化建筑，社区公共建筑，餐饮建筑，生产建筑，公共设施（如公厕），民居/自宅，民宿/度假小型酒店等。
 

图8  笔者团队设计的石窝剧场，
作为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使用
摄影：金伟琦

 
正如上文所述，建筑师进入乡村从社会学和技术层面上扮演了乡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既为乡村带来了新空间或空间类型，又作为拉动乡村活力的催化剂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当下乡村凋敝的问题。此外，随着一系列高水平乡村建筑作品的出现，乡村以一种“诗学”的角度重新进入城市的视野，城乡之间的信息、人才和资本交流得以重构。

类型4：建筑师长时间伴随乡村，综合运用建筑和非建筑手段织补乡村。乡村建设并不是单纯的设计建造房子，建房子只是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建筑师在乡村的工作也不应局限于建筑学本身。笔者认为应该以一种整体性、协同性的方式来进行乡村建筑设计。建筑的边界，建筑师工作的边界都应该打破传统建筑学的桎梏，以一种全新模式进行。实际上，笔者团队在乡村的工作也正是这样展开的：从产业策划开始，到空间规划，再至建筑设计，延展文创设计，最后通过媒体叙事的方式帮助空间产业化。如福建建宁县上坪古村复兴计划，山东威海张村镇王家疃村空间提升计划等项目就是在这个思路指导下，通过“产业-场地-建筑-产品-宣传一体化”的模式完成的。

图9  上坪古村复兴计划水口区域
摄影：金伟琦
 

图10  上坪古村复兴计划，由牛棚改造的乡村图书室
摄影：金伟琦
 

图11  上坪古村复兴计划，
围绕猪主题设计的一系列文创用品
资料提供：三文建筑

 
建筑师深入乡村，综合运用建筑和非建筑手段织补乡村的代表性人物和范例还有黄印武在云南大理沙溪古镇的实践，吕品晶在贵州黔西南地区雨补鲁村、板万村的实践，台湾刘国沧、邓海（打开联合团队）在福建嵩口的实践等。
 

图12  吕品晶主持的雨补鲁村乡村实践
摄影：何崴

 
与建筑引领的的模式不同，此类乡村建筑实践工作在空间逻辑上更强调整体性、结构性，建筑的个性需要服从于乡村整体的定位和发展，因此有些时候并不张扬；在社会学层面上，此类型更强调通过设计解决重要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设计”角度的创作，公共参与、社会回馈对建筑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在设计模式上也以改造为主，即使新建也往往规模不大，并与村庄其他建筑交织在一起。

图13  笔者团队主持的王家疃村空间提升计划
摄影：金伟琦
 

图14  由民房改造后的白石酒吧 
摄影：金伟琦

结语：方兴未艾，后续可期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底，也是中华文明的根，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保留地，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乡村已经从单纯强调生产，转型为功能复合型，城乡之间的互动也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意义。乡村建筑设计在过去的十年中有显著的变化：从寥寥几例到雨后春笋，在大众视野中的重要性也从几乎被忽视到焦点，参与乡村建筑的人群从过去的边缘人群逐渐过渡到主流知识份子和设计师群体，建设类型更是从简单环境美化到整村深度织补。

这对于建筑艺术领域是好事，机会，但也意味的更容易出错和建设性破坏。笔者认为建筑师进入乡村首先应该端正自己的态度，端正建筑和乡村的关系。乡村不是建筑师的实验田或背景，乡村建筑更不应求怪，同时也要避免简单拷贝历史和地域符合。当前，乡村建设还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其热度还在持续升温，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入，农村土地政策的完善，相信会有更多、更新的乡村建设会陆续出现，乡村建筑作为其中重要的物态表现必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肌理，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8-02-28) [2018-04-07].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李凯生. 乡村空间的清正[J]. 时代建筑，2007（04）：10-15。

〔3〕申明锐，沈建法，张京祥，赵晨.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  [J]. 人文地理，2015(6): 53-59。

〔4〕张利民. 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乡村情结[J].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9）。

〔5〕[比]海蒂·海伦（Hilde Heynen）,建筑与现代性[M]. 高正轩 译. 台北：台湾博物馆，2012：16。

〔6〕本文指：主要发生在十八大以后的乡村建筑实践。

〔7〕1986-1991年中国邮政发型了4套共21张邮票，总结了全国21大类的民居。

主编：郭丽

编辑：吴晶莹

版面编辑：谷欢

供稿：科研处纵向项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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